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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的四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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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4-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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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术语，但信息化作为一种现象其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并且学界对此现象的理解也并不相同，本文拟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分析信息化现象的社会经济背景，并讨论其概念，作者认为对于信息化现象的多视角认识及概念的解析，对于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具有的指导意义。
视角一：信息经济视角
很多经济学家将信息化现象描述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他们称其为“信息经济”，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马克卢普、波拉特等人。他们认为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日趋复杂化，使得信息及其围绕信息的活动日显重要，并从而导致了新的经济形式即“信息经济”的产生，他们把信息经济简单地定义为“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活动”。同时他们认为信息经济的发展现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从而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传统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基础之上产生了“第四产业”，马克卢普称成其为“知识产业”，而更多的学者称其为“信息产业”。
波拉特在诠释信息产业的内容时将其分为第一信息部门与第二信息部门，第一信息部门是指直接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部门；第二信息部门为把信息劳务和资本提供给内部消耗而不进入市场的信息部门，我国信息经济学家乌家培教授认为“信息产业是从事信息技术设备制造以及信息的生产、加工、存贮、流通与服务的新型产业部门”.在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概念基础上，信息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注重通过一些“信息经济指标”对它们进行计量。例如用“信息资源丰裕系数”来计量信息资源的丰裕程度，用“信息化指数”来计量信息化的水平，这些方法最早一般都用于宏观领域，特别是产业的层面，而现在这些方法逐渐地在向微观领域扩张，例如用信息化指数来度量一个城市、甚至一个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信息经济视角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信息化现象不仅在学术领域有较大的影响，并且由于可以提供定量的分析，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量化的依据，信息经济理论与方法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采纳与推动，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国际经合组织（OECD）的推动。
但是信息经济方法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首先信息经济定义中所指的信息活动的含义并不清晰，也很难界定，按照国际经合组织的解释：一切从事信息的生产、处理、分发、维护的活动均为信息活动。那么按照此宽泛的解释人们自然会质疑：教师所从事的活动是否为信息活动，图书收藏者所从事的活动是否为信息活动。其次，信息化作为一种复杂的过程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是巨大的、有很多方面是不可视的，是不可以简单地用一些经济技术指标来描述的，信息经济方法反过来用可视的、受限的经济技术指标来归纳信息化现象通常是不全面的，甚至是误导的。最后，即使这些指标代表了信息化某些方面的特征，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易甚至不可能为人们完全理解，它们之间不太可能完全是独立的，甚至有些可能是非线性的，而信息经济学家在处理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时通常缺少根据。
视角二：信息社会
与信息经济学家观点不同的是，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当前所发生的变化是全社会的、多维度的变化，而不只是经济维度的变化，他们称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社会”。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贝尔。
贝尔在阐述其所描述的信息社会的特征时首先从生产方式的讨论入手，在农业社会以土地种植为主要生产方式，工业社会以使用自然资源（原材料、能源）生产工业产品为主要生产方式，他认为信息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是信息的生产。其次他认为在标示社会特征方面与生产方式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社会的根本趋向，他称其为轴心原理，他认为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的获取、使用将成为社会的根本趋向。
按照贝尔的观点，信息社会的到来有两个因素，其一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其二是知识的迅速扩展。在这两个因素导致社会发展到信息社会的过程中，其他社会变革因素起到了重要的“导入”作用。
苏伊特等人主张将“信息社会”称作“后工业社会”，其含义是与工业社会中社会的主要价值来源于工业部门相比，后工业社会的主要价值将来源于非工业部门，苏伊特称此部门为“信息服务部门”。
无论是信息社会的观点、还是后工业社会的观点也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例如葛术尼批评了后工业社会的观点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思想，指出服务部门不断地使用工业产品也可以认为是服务部门的工业化过程。更多的人批评贝尔的信息社会将取代工业社会的说法缺少根据，虽然信息技术带来了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巨大变化，但很多人认为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是一种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并存的形态。
视角三：后福特主义
以法国“制度学派”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视信息化现象为“福特主义危机”，他们称西方社会进入了“后福特主义”时代。
福特主义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经济系统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框架，福特主义的经济系统的运行主要依据于规模经济、标准化的产品、大批量的生产与消费，而凯恩斯的干预主义以及国家福利政策被认为是支持这种经济结构运行的关键社会制度要素。而自70年代以来，福特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系统与社会制度框架均受到了挑战，而以私有化、去制度化、国家福利的非集中化为主要倾向的“后福特主义”诞生。
在分析西方社会由福特主义时代进入到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原因时，很多学者认为市场需求的变化与饱和、生产率的下降是重要的因素。而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范式”才是这场变革的真正原因,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是支持后福特主义生产的催化剂。
视角四：工业革命
斯特因穆勒等人是正在发生的现象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他们看来如果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解放的是人们的体力，那么这次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解放的是人们的脑力。柏宁格描述了这两次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生是为了解决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管理危机”。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产品的生产系统与物流系统日趋复杂、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决策也越来越明显，这一切导致计划、控制及决策等管理活动日趋艰难，而信息技术可以帮助管理者解决以上的问题。
柏宁格的理论蕴含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需求拉动”假设，而更多的学者视第二次工业革命为“技术推动”的结果。他们认为信息技术作为推动的力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为适应信息技术而作出调整，而反过来信息技术独立于社会，即社会不对技术形成影响。这种技术推动的理论通常基于“心田技术（heartland technology）”概念，所谓心田技术，按照普瑞兹的解释，是指“一种横跨许多生产过程，可降低成本、节省时间、提高质量、产生效益，并且因此而迅速扩散的技术”，这种技术带来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品、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工作制度、新的技能。而普瑞兹等人认为信息技术是一种最新的、革命性的心田技术。
与强调信息技术相比，鲁宾与韦伯斯特等人更强调信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中心地位，他们认为尽管信息与信息技术对于推动当今社会的变革均有作用，但是围绕信息的活动起主要作用，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以及相应的决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信息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资源，其重要性将日显突出。
把握信息化本质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迄今为止还缺少一种综合的、为大多数学者所共同接受的理论来阐述正在发生的信息与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但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可这是一场影响到社会核心的变革，意义重大而深远。
这种变革不能回避的是其社会价值与社会伦理问题，大多数学者在讨论这种变革时都蕴含假设了这种变革对人类、对社会经济影响的正面性，视这种变革是人类进步的变革、是社会前进的变革。但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其另外的一面，例如，这种变革可能会导致对某些社会群体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造成社会的不公，再例如，这种变革可能导致个人隐私权受侵害的机会与程度增加。可见在理解这场变革的意义时坚持全面的、辩证的观点也是十分重要的。
信息化（informatization）的概念由日本学者首先提出，意指“主动地推进与使用信息与信息技术”，此概念的产生一方面基于前面所讨论的背景意义，另一方面基于“信息与信息技术对社会经济具有正面的影响”的价值判断，很多学者认为此概念有失偏颇，认为应将此定义中的“主动地（actively）”一词改为“有目的地（intended）”,因为后者为进行信息化的行为主体留下了更多进行价值判断的空间。
本人认同“信息化就是有目的地推进与使用信息与信息技术”这一定义，同时应当说明的是：
其一，此定义是从“是什么（what）”的角度给出的，至于“怎样做（how）”并未回答，因为“怎样做”的问题角度可能很多，难以概括与代表众多的观点，例如卡斯特尔认为信息化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建立新的机制”，这一观点说明了制度保证与制度干预在信息化中的重要性，也蕴含了通过制度“避弊趋利”的价值判断，但是这种充满了真知灼见的“制度观”，并不能概括所有的“怎样做”。
其二，信息化不仅是一个科学术语，同时也是具有政治色彩的术语。作为科学术语，它蕴含了我们应将信息化作为一种科学现象来加以研究，求索其规律、解释其现象。作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术语，它蕴含了行为主体的某种价值倾向，是行为主体在面临着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革与挑战的时候，所进行的战略选择、行动与企盼。
其三，信息化的行为主体是多层面的。在宏观的层面看，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国家”的层面上都做出了进行“信息化”的战略选择，我国也不例外。当然各国进行信息化战略选择的战略环境并不完全相同，在西方发达国家，信息化是在工业化完成后进行的，在我国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鉴于对于“信息与信息技术不仅本身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资源，并且信息与信息技术还可以优化、整合其他生产力资源”的价值判断，所以我国的信息化还肩负着“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历史的、？略的、杠杆式的使命。
在国家推进信息化的大的宏观环境下，“企业信息化”的概念也应运而生，“企业信息化”可定义为“企业有目的地推进与使用信息与信息技术”。“企业信息化”的行为主体是微观层面的“企业”，但从“企业信息化”概念的产生背景来看，它更多地体现了国家的一种政策导向，反映了国家从总体上来讲将加快与加大力度引导企业进行信息化的步伐。但从微观的企业的角度看，它应当根据自身的情况对于信息化做出价值判断，一般认为企业信息化从内部看可增加企业的效率与效益，从外部看，它具有经济外部性，可削弱竞争对手的竞争力。但是企业信息化通常也意味着投入成本，并且企业信息化还要求在人员、管理等诸多方面具备一定的条件，所以企业信息化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种战略的考验。企业作为微观的行为主体，应认清形势、看准时机、把握程度，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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